“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论坛”高峰对话：

产学研如何“跨界共创”？

来源：2021-07-05新华网

近日，在以“跨界共创”为主题的第四届微软亚洲研究院创新论坛高峰对话中，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上海仪电集团董事长吴建雄、华夏基金总经理李一梅，以及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共同针对“如何建立跨界合作的组织文化”进行了讨论，并就产业觉醒、企业价值观、跨界共创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话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张媛：围绕跨界合作的组织文化，请问人工智能时代，一个机构的组织文化应该是怎样的？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时代剧变，机构的组织文化应该如何应对和理解？

　　薛澜：在高校和企业是不一样的，企业面临的压力会更大一些，但高校从长远来看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前些年开始就陆续出现了很多新的学习模式，例如各种在线学习平台的涌现、翻转课堂、以视频交流平台为基础的线上教学等等。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如果高等教育机构不能随着技术进步更快地改革，更快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这些新模式很有可能会威胁到其生存模式。

　　近几年，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和微软亚洲研究院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洪院长作为研究者，最近两、三年也在清华开设了关于“数据、计算与人类未来”的课程。苏世民书院希望能够跟上时代步伐，不断创新，不断开放、让创新和开放成为我们所有机构的 DNA。

　　吴建雄：“界”原本是一种管理的需要。第一，组织机构要有开放的心态，不要受原来“界”的束缚，要努力去打造一些生态圈，把自己的“界”不断外移，在理念上突破自己；第二，要在行动上布局开放的管理方式和组织构架。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要把自己锁在一个地方，如果能够有开放的心态，跨界并不难。毕竟“界”本身就是人为设置的，是可以推动的。仪电经过近几年的转型，已经拆除了“围墙”，我们园区也都没有了围墙，这是我们理念上的变化，也是推动跨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张媛：提到“界”和开放心态，这里面存在着倒逼破圈和主动破圈的区别。金融行业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广范、丰富的应用场景。作为基金机构的负责人，您如何理解这个“界”，面对各行各业的竞争，甚至非同行在该领域的竞争，又怎么看？

　　李一梅：在接触业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行业状态的变化并不是内生的颠覆，而是外部、其他类型的企业迫使行业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因此，我们在投资的时候，首先会保持开放的心态，一种好奇心和敬畏感，时刻提醒自己科技的进步和业态的变化会将现有的护城河和壁垒打破。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的培养目标一定是复合型人才，无论是销售人员还是投资人员，都不能把员工禁锢在某一个专业领域里。在战略方向上，我们是一个面向未来和各种可能性的组织，而不是向内面向自己和过去的组织。最后在跨界合作上，投资是没有边界的，企业的发展战略也不应该设定既定的边界。

　　洪小文：其实，微软亚洲研究院更需要跨界合作和交流创新。在微软内部，我们一直提倡多元与包容的文化。作为一个国际化公司，微软的员工来自世界各地，虽然不同地域的员工头脑风暴，可以碰撞出创新的火花，但这样还不够，因为大部分微软员工像我一样，都是理工科出身，还是学计算机的，所以我们要走出去。而且微软是一个平台公司，目标成为 IT 界的新基建，为其他公司提供算力等基础设施。事实证明，走出去真的可以碰撞出一些更新的火花。

　　去年，微软定了一个碳排放的目标，就是在2030年实现碳的负排放。我们希望把自1975年公司成立以来所排放的碳都“吸”回来。微软是一个IT公司，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与清华的环境学院等开展了大量合作。由于我们需要研究碳排放的实时检测技术和吸收碳的材料，在与清华的合作过程中，我们发现生物材料的吸碳效果最好，这就需要跟学校相关的科系合作，因此，不仅仅是计算机方面，很多合作都是需要跨界的。跨界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创新条件。

　　张媛：作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薛院长，您认为技术转型与治理之间最核心的痛点和矛盾是什么，要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薛澜：的确，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近几年，技术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包括人工智能、无人驾驶、3D 打印等等。这些技术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隐藏着一些潜在风险，甚至带来了一些现实困扰，比如侵犯隐私、数据泄露等。

　　正因如此，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敏捷治理”，即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企业与社会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探讨如何规避潜在风险，或者采取怎样的措施能够减缓，甚至彻底消除风险。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国家成立了专家委员会，2019年6月该委员会出台了人工智能治理准则，并与国际同行展开交流，希望各个国家可以共同努力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目前这些准则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转化为约束企业实际操作的规则。我认为，现在更关键的是，通过这些准则让企业自身把ESG（Environment、Social、Governance）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念，比如，程序员在编码过程中会思考这样做会不会为社会安全带来风险。因此，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合作才能够推动现代科技的健康发展。

　　微软亚洲研究院第四届创新论坛圆桌讨论现场

　　张媛：刚才几位嘉宾提到跨界融合，打破边界，破旧界，创新界，但最终实现的是可持续发展。其实，ESG在全球治理、全球资本市场治理当中一直是重要的指标，这个词在中国近些年也被广泛提及。那么如何看待ESG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薛澜：我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解答一下ESG的兴起。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很多企业特别强调社会责任，所以原来存在 CSR（企业社会责任）一词，但CSR在运行过程中曾经有过偏离，有些企业的 CSR 和企业核心的业务有时是分离的，即CSR可能单独是一个部门，比如去做一些公益慈善事业。这种行为背后有一个“市场运行有效”的假设。经济学中提到：如果产品投放到市场中，有客户买单，那么就意味着创造价值，生产产品的社会成本也意味着被市场有效识别、吸收了。

　　但也有很多情况下，市场的产品和服务产生了负面影响，但社会不能很快识别到这个负面影响。例如，在工业革命时期，大量燃烧化石燃料，提高人类的能力，推动生产的快速发展，当时，并没有人认识到多少年之后碳排放会引起气候变化。因此，有时候负面影响存在滞后，很难快速抓住。另外，我们原来对市场信心满满，认为市场能够分析所有的成本效益，但实际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企业作为一个主体不能盲目跟随市场，必须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核心的价值观一定要符合社会、人类进步的节奏。从这个角度来看，ESG是产业发展的觉醒，它在提醒企业，不能仅仅追求商业价值，更关键的是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有机结合。